记得小时候我是经常挨外婆“骨擂”的，外婆有句口头禅就是：不打不成才。不过，长大后就再没挨人敲过“骨擂”了，但也有一次例外，那还是我刚到电视台不久的事。
　　25年前，当时我还只是个在工厂里耍锉刀的文学青年，虽然不时有文章见诸报端，但都是些小豆腐块之类的东西。198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考进了电台，后来又并入电视台。说是考，其实一点不夸张，近700人，租了民主路小学数十间教室，最后只录取了7人。不过，今天看来，我们这7人基本都成材了，一些人还成了广西电视界的名人，并多次在国际、国内电视大奖中摘金夺银。
　　刚“挨”并入电视台那几年，我基本还流于给别人配解说词的阶段。能有今天对电视的领悟，说不好听，都是被一“骨擂”敲出来的。
　　90年代初，我有幸借调中央电视台，拍摄40集系列专题片《我的故事》。当年，我虽说早已是电视台的记者，但刚从电台合并过来不久的我，对电视摄像机、编辑机什么都还不懂，心想这下子“滥竽”要“挨造”了。为了不太丢人现眼，我只好临时抱佛脚找技术部的小马给画了张编辑机的按件图，并附上详尽的操作说明。就这样，我揣着它忐忑地来到了央视，并当上了编导。当编导听起好“雄”，实为因不懂摄像，只能当“编导”而已，有如当时工厂不懂技术的人，只能当干部一样，并不是件光彩的事。
　　滥竽终究会露馅的，当我第一次拿出熬更打夜48小时才编好的节目给制片人审看时，就挨了制片人王少华至今仍刻骨铭心的一“骨擂”，同时掉下一句话，“你懂不懂电视”！因为节目磁极从中间断了。虽说满肚子的委屈，但没说的，只能继续熬夜。说真的，当时我都气馁地觉得自已不是干电视的料了。
　　知耻而后勇。挨了一“骨擂”，我便成了央视图书室的常客，一年间，我几乎把能找到的电视方面的书籍都看了一遍。见我一有空就往图书室钻，经济部一些不明真相的同行，还以为我是为“嘘”图书室新来的漂亮小姑娘呢。
记得一位资深电视人曾说过，对电视人来说，电视机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从图书室回到招待所，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打开电视机观摩学习，主要是选专题片和纪录片看，并认真地做分析笔记。说来不信，在北京“蜗居”两年，我竟没去0K过一次，也没逛过一回公园。这期间还抽空回桂林拍了部反映桂林抗战的纪录片《幸存者》，并担任编导和撰稿，该片荣获了94年度中国电视奖三等奖。
　　再到央视拍八集系列大片《中国农民》时，我已是总撰稿和编导了。该片荣获95年度中国电视奖二等奖。央视还将该系列片的解说词，结集出了一本近30万字的书，台长赵化勇作的序。当我离开央视时，我的制片人，一位北大毕业的高才生，央视电视剧部的原主任王少华，在与我分了一瓶二锅头后，依依不舍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了一句挽留的话：“钟毅呀，在经济部（二套），除了我的文笔，就数你第二了，你就别走了吧。”
　　初听这话，我还真稀里糊涂地高兴了好一阵呢。直到许久才“醒水”回过神来，“哈崽”，人家这是在转着弯表扬他自已呢。北京人聪明就是聪明，我还真是猫端屎盆子，为狗欢喜了一场！（玩笑，切莫当真。）
从一个电视的门外汉，到登堂入室，我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两年中，我不仅“造活”了电视这个“眼”（围棋俗语），同时还打造了一个桂林民俗文化的“眼”；一年间就与人合著出版了《桂林名胜古迹漫游》、《桂林土特产趣话》、《仙境桂林的传说》等三本，共30万字有关桂林历史文化的书。
　　人们常说，功夫在诗外。对电视这门综合的艺术来说，知识的积累对其还是很有裨益的。从此，我便从这两个“眼”冲杀出去，一路过关斩将，攻城掠池，和同事们一道，先后荣获了中央电视台“中国家庭”栏目一等奖、中国电视金鹰奖、星光奖、中国少数民族电视骏马奖、中国十佳电视纪录片奖以及中国戏剧文学奖等数十项电视界国家级大奖，同时还多次荣获桂林市文学艺术“金桂奖”。本人也先后被评为广西十佳电视艺术工作者、桂林市拔尖人才。
回顾近25年来在电视台的人生历程，我深切感受到，是桂林广播电视台给了我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并把我从原先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培养成为广西小有名气的电视艺术家，同时，我还要感谢央视王少华给我的那一“骨擂”，我将用毕生珍惜它。